论文标题：Mobile phone data shows spatial an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hospital utilization
作者：夏吉喆，叶沛，潘龙砚，张迪，吴梓昊，邓启业，陈夏娜，李清泉，Carlo Ratti，Michael Batty，叶子谦，钟晨，乐阳，涂伟*
期刊：Nature Health
论文链接：www.nature.com/articles/s44360-026-00100-6
近日，深圳大学李清泉院士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健康》（Nature Health）上发表了题为“Mobile phone data shows spatial an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hospital utilization”的研究论文。该成果以深圳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夏吉喆为第一作者，教授涂伟为通讯作者，合作者包括深圳大学教授李清泉、乐阳，麻省理工学院教授Carlo Ratti，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Michael Batty、钟晨，以及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学生2025级博士生叶沛、陈夏娜，2024级硕士生潘龙砚、张迪，2025级硕士生吴梓昊、邓启业，2021级本科生叶子谦。
研究基于中国北京、上海、成都、齐齐哈尔、普洱、海东等11个城市共9600万用户的手机轨迹数据，系统揭示了绕远就医行为的普遍性、社会经济差异及其行为机制，指出低收入群体往往需要承担更高强度的额外出行，以弥补其在优质医疗资源获取上的空间结构性劣势。
研究背景
公平获得医疗服务通常被视为社会进步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包容性发展与健康公平的关键目标。既有研究长期表明，就医行为存在明显的距离衰减效应，即居民更倾向于使用距离居住地较近的医疗服务，因此地理可达性一直是医疗资源配置和卫生政策设计中的核心原则。然而，现实中大量患者并不会选择最近的医院，而是为了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主动前往更远的医院就诊，这一现象被称为“绕远就医”。这种行为虽然可能提升个体获得优质医疗的机会，但也会带来更高的出行负担、加剧优质医院拥挤，并降低医疗体系整体配置效率。现有研究多基于病历数据或问卷调查，虽然揭示了医院声誉、服务能力和患者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绕远就医的重要影响，但大多局限于局部地区、特定疾病或有限的医院选择范围，因而对于绕远就医在总体人群中的普遍程度、社会经济差异、行为机制及其公平后果，仍缺乏系统认识。
研究发现
普遍存在的绕远就医行为及其出行代价
研究首先表明，绕远就医在中国城市中并非少数行为，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就医利用现象。大多数患者没有选择离家最近的医院，而是为了其他因素前往更远的医疗机构，并由此承担了显著的额外出行成本。
1. 80.63%的患者绕过了离家最近的医院，选择前往更远的医院就医。
2. 绕远就医带来了显著的额外出行负担，与选择最近医院相比，患者实际就医距离平均增加了211.84%。
3. 这种现象在不同城市类型中普遍存在，且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更为突出。
图1. 普遍存在的绕远就医行为及其出行代价
绕远就医呈现显著的社会经济差异
进一步分析显示，绕远就医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分异。以社会经济地位（SES）划分不同群体后，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并不是单一方向上的“谁更多、谁更少”，而是表现出一种悖论特征：低SES患者群体总体上更少发生绕远，但一旦发生绕远，其绕远强度反而更高。
1. 绕远行为与医院质量显著相关：随着绕远率、绕远强度（NNHI）和出行距离增加，患者进入三甲医院和高声誉三甲医院的比例明显上升。
2. 与高SES患者相比，低SES患者群体的绕远发生率低14.01%。
3. 但在发生绕远时，低SES患者群体会跨越更多医院，其NNHI高8.02%，实际就医出行距离也更长。
图2. 医院等级与声誉在绕远就医行为中的作用
图3. 社会经济差异与绕远就医行为
医疗质量与出行距离的权衡
为了理解上述现象背后的行为逻辑，研究进一步构建了离散选择模型，分析患者在医院选择中如何权衡医疗质量与出行距离。
1. 不同类型患者在对出行距离增加的厌恶程度上存在显著统计学异质性，但在对高质量医疗资源的喜好上是一致的。
2. 低SES患者群体为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表现出更高的出行距离容忍度，其意愿强度是高SES患者群体的5.9倍。
3. 低SES患者群体更强的绕远负担，本质上是一种为了弥补居住地附近优质医疗资源不足而产生的补偿性出行。
图4. 就医选择中医疗质量与出行距离的权衡
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表明，绕远就医是中国城市中广泛存在的就医行为，其背后反映的不是单纯的距离偏好，而是患者对医疗质量与出行成本的权衡，尤其体现为低收入群体为克服本地优质医疗不足而进行的补偿性出行。这一发现揭示了医疗体系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深层张力。
绕远就医具有双重系统性后果。一方面，大量患者流向高等级医院可能会强化医疗资源的“马太效应”并降低体系效率；另一方面，这种由患者自主形成的跨空间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院利用中的社会隔离。
分级诊疗改革面临的现实约束。高比例的绕远就医说明，患者对基层和本地医疗服务仍存在明显的质量差距感知和信任不足，若仅依靠转诊约束或就医限制来压制绕远行为，虽然可能提升表面的运行效率，但也可能切断低收入群体获得优质医疗的重要路径，从而加剧健康不平等。
政策应从限制患者流动转向优化优质医疗资源的空间配置。相比单纯强调地理邻近或行政限制，更有效的策略是加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如通过高水平分中心建设、优质医生轮转和区域协同服务等方式，缩小本地医疗质量缺口，从根源上减少被迫性的补偿性出行。
总体来看，本研究说明，绕远就医并不是对“就近就医”原则的简单偏离，而是优质医疗资源空间不均衡背景下患者理性权衡的结果。只有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才能在减少无序绕远就医的同时，推动更实质性的健康公平。
